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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1950年5月，一份紧急的反馈意见递到了中宣部负责人的案头，语气急促得让人心里发紧。城楼上，那幅刚刚挂上去没几天的巨幅画像，本来是用来庆祝劳动节的，结果却惹出了大乱子。

  这事儿谁也没想到，本来画家是为了搞点艺术创新，想让领袖的形象更生动点，结果老百姓站在广场上一抬头，脸色都变了。

  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没多久，一切都在摸索中，就连这城楼上该挂什么样的画像，其实也没个定死的规矩。

  当年的五一劳动节马上就要到了，北京市人民美术工作室接到了一个硬任务：绘制一幅全新的毛，要挂在城楼正中央。

  领任务的人叫辛莽，这人是个实打实的行家，也是当时公认画领袖像的一把好手。辛莽接到任务后，心里琢磨开了：以前挂的画像，要么是戴着八角帽的，要么是那种特别严肃的标准照，这回咱能不能来点不一样的？

  这张照片里，主席微微侧着身子，头稍稍向上仰起，眼神看向远方，脸上还带着一种非常温和、自信的笑容。从艺术角度看，这张照片的光影、构图，那绝对是上乘之作，既有领袖的气度，又不失亲切感。

  为了把这张照片完美地“搬”上，辛莽也是拼了命。他找来了左辉、张松鹤这些得力帮手，几个人在画室里搭起脚手架，那是没日没夜地干。

  画这玩意儿可不比在纸上画素描，那可是几米高的巨幅油画，光是调颜料就得用桶装。辛莽站在远得不能再远的地方指挥，那个眼神得怎么画，嘴角那个弧度得怎么调，一点都不能马虎。

  终于，赶在劳动节前夕，这幅凝聚了无数心血的第四版毛，在一片期待的目光中，缓缓升上了城楼。

  辛莽站在城楼下，看着自己的作品，心里头那个美啊，觉得这次肯定能得个满堂彩。

  大伙儿围在广场上，仰着脖子看了半天，眉头越锁越紧。有人指着画像就开始犯嘀咕：你看主席这姿势，是侧着的，眼神往上看，这倒是没啥，可关键是——那只耳朵呢？

  原来，因为选的是半侧面角度，画像上只露出了主席的左耳朵，右耳朵被脸庞挡住了，根本看不见。

  这要是放在美术馆里，那是再正常不过的透视关系。可这儿是啊，是中国的心脏。

  人群里的议论声慢慢的变大，最后汇成了一种让所有人都坐不住的说法：主席只露一只耳朵，那不就是“偏听偏信”吗？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只能听到一面的声音，听不到另一面的声音啊！

  这话传得飞快，简直比长了翅膀还快。这种解读一旦在老百姓心里扎了根，那可就是天大的政治问题。

  消息传到中宣部，时任常务副部长的一听，脑瓜子也嗡了一下。他太清楚这其中的分量了，老百姓的朴素情感那是容不得半点沙子的。

  虽然从美术专业角度看，辛莽觉得挺委屈，这透视没毛病啊。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在那个特定的位置，老百姓的直观感受就是最高的标准。

  辛莽看着那幅自己熬了无数个大夜画出来的作品被匆匆摘下，心里头是五味杂陈。但他也不得不服气，这画画，有时候画的不仅仅是光影线条，画的更是人心。

  从那以后，画像就有了一条雷打不动的铁律：必须是正面像，必须两只耳朵都露出来，眼神必须平视前方。

  把时间再往前推半年，也就是1949年开国大典的前夜，另一位画师周令钊，那才叫经历了一场真正的“生死时速”。

  周令钊也是个有想法的艺术家，他当时拿到主席戴八角帽的照片，觉得主席是诗人气质，那种挥斥方遒的感觉特别好。所以在起稿的时候，他特意把主席穿的中山装领口给画成了敞开的。

  画快画好的时候，元帅来视察工作了。聂帅围着画像转了两圈，眉头微微皱了起来。他把周令钊叫到一边，语气很温和但分量很重地指出了问题：开国大典是极其严肃、庄重的时刻，主席作为三军统帅，风纪扣怎么能不扣好呢？

  周令钊一听，后背瞬间就凉了。是啊，自己光顾着艺术效果了，忘了这是什么场合。

  他赶紧爬上高高的脚手架，重新调色，把那个敞开的领口给一点点“扣”上了，画得严丝合缝，一丝不苟。

  按照当时北京市领导的要求，为了体现“为人民服务”的精神，要在画像的最下方，也就是主席胸口的位置，加上“为人民服务”这五个大字。

  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眼瞅着就是9月30号的深夜了，距离第二天的开国大典只剩下几个小时。画像都已经挂上城楼了，脚手架都拆得差不多了。

  就在这时候，周恩来总理去检查工作。总理站在城楼下，仰头看了半天，突然问身边的人：画像下面怎么还有字？

  总理的意思很明确：主席在这一个位置，那是代表国家形象，如果在自己的画像下面写上自己的语录，哪怕是“为人民服务”这么好的话，也显得有一点不谦虚，不太合适。这字，得去掉。

  这时候天都黑透了，画都挂上去了，怎么改？把画摘下来？那动静太大，而且时间根本来不及。

  周令钊当时正睡得迷迷糊糊，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砸醒。一听这情况，他二话没说，拎着颜料桶和画笔就往跑。

  到了现场，因为画挂得太高，普通的梯子根本够不着。工作人员急中生智，把三把长梯子用绳子死死绑在一起，硬是接成了一个巨长的梯子，直愣愣地竖在城门洞上方。

  这也是被逼急了，那时候也没什么升降机、探照灯。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，把几辆汽车开过来，打开大灯，几道雪白的光柱齐刷刷地打在画像下沿。

  周令钊就咬着牙，在那个摇摇晃晃的梯子上爬上爬下。他一手提着桶，一手拿着刷子，在刺眼的车灯光里，把那五个大字一点一点地抹掉。

  他得先把原来的字盖住，还得把那块颜色画成中山装的颜色，得跟旁边的色调衔接得天衣无缝，不能让人看出来这儿是个“补丁”。

  那一夜，周令钊的衣服都被汗湿透了。等他从梯子上爬下来的时候，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。

  几个小时后，毛主席站在城楼上，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成立。而他身后的那幅画像，庄重、完美，没人知道这下面藏着一个画家整夜的惊心动魄。

  其实，对那些常年负责画像的画师们来说，真正的考验才起步。尤其是到了后来，接力棒传到了王国栋、葛小光这些画师手里的时候，他们面对的，简直就是一种身体上的极限挑战。

  这个铁棚子高8米，占地90多平米，整个就是一层铁皮包着。为何需要用这么个玩意儿？因为画像太大了，一般的画室根本放不下，只能在空地上搭这么个棚子。

  每年国庆节前都要换新画像，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画师们必须在8月底、9月初这段时间集中突击。

  铁皮这东西吸热快，散热慢。大中午的太阳一晒，那铁棚子里面就跟个烤箱似的，温度随随便便就能飙到40多度。

  葛小光在里面干活，那不是出汗，那是“淌水”。汗水顺着头发梢、顺着脊梁沟哗哗地往下流，眼睛都被汗蛰得睁不开。

  虽然棚子里放了个大落地扇，呼呼地吹着，但在那种高温下，吹出来的全是热风，跟电吹风对着脸吹没啥区别。

  画一会儿，人就得跑出来透口气，不然真能晕在里面。可工期不等人啊，稍微缓过劲来，又得一头扎进那个热浪滚滚的“蒸笼”里。

  有一年冬天需要修补备用画像，葛小光裹着厚厚的军大衣进了棚子。铁皮不保温，外头零下几度，里头也差不多。

  更要命的是手。画师的手那是命根子，得灵活啊。可在那里面，没几分钟手就冻僵了，指关节都不听使唤。葛小光画两笔，就得把手揣进怀里，用体温焐一焐，等手有知觉了，再赶紧画几笔。

  画像有6米宽，哪有织布机能织这么宽的布？没办法，只能用三块窄幅的画布拼接起来。

  这一拼，问题就来了。接缝的地方肯定不平整，会有两条棱子。画完之后，如果不仔细处理，远处一看，主席脸上就像多了两道疤，那多难看？

  他们先是找哈尔滨亚麻厂，求爷爷告奶奶，让人家想办法织宽幅的布。后来又找天津地毯厂，甚至连专门做帐篷的厂子都找遍了。

  最后还是这几家单位联手攻关，硬是搞出了特殊的宽幅机器，才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。

  画像挂在外面，风吹日晒雨淋的。一下雨，雨水渗进去，背后的五合板一受潮就变形，连带着画布上的颜料都跟着起皮、变色。

  后来还是想了个土办法，在五合板后面加了一层铝合金板。这样雨水顺着铝合金板就流走了，这才保住了画像的颜色。

  经历了“一只耳朵”的风波，又熬过了铁棚子的酷暑严寒，经过几代画师的摸索，画像终于定型了。

  然后你往左走，走到中山公园门口，你再抬头看，你会发现，主席的眼神还是跟着你，依然在看着你。

  你再跑到最右边的劳动人民文化宫，不管你跑多远，只要你还在广场上，你一回头，那目光始终追随着你。

  葛小光他们这代画师，在画眼睛的时候，那是下了死功夫的。他们要捕捉的，不是一张照片的死板复刻，而是一种神韵。

  他们研究了主席各个时期的照片，从几千张里挑出几十张最传神的，整天揣摩那个眼神。

  为什么要用矿物质的？因为这种颜料耐晒，那是像这就是敦煌壁画能保存千年的秘密。也是所谓的“中国红”，那是真的用朱砂一点点调出来的。

  只有这种颜料，才能经得起北京那种大风沙和强紫外线的折腾，保证画像挂了一年，颜色还是那么鲜亮，主席的红光满面一点都不打折扣。

  靠的就是辛莽被撤画时的那份委屈后的反思，靠的是周令钊深夜梯子上的那份惊险，靠的是葛小光在铁棚子里流的那几斤汗水。

  如今，当你站在广场上，看着那幅两只耳朵完完整整、目光深邃注视着大地的画像时，你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威严。

  你看到的是一种较真，一种为了让老百姓心里舒坦、为了国家脸面体面，可以不计成本、不惜力气的死磕精神。

  那些年被挑剔过的“耳朵”，被抹掉的“领口”，最后都变成了这一个国家记忆里最真实、最温热的一部分。